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M.Reinhart)及野村证券全球宏观研究主管苏博文(Rob Subbaraman)近期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称，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全球范围内食品价格上涨风险，可能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粮食危机。

  他们呼吁各国政府共同努力解决食品供应链中断问题，防止食品领域的保护主义成为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

  以下为莱因哈特5月15日刊载于Project Syndicate的《防止新冠疫情引发食品危机》(Preventing a COVID-19 Food Crisis)一文，经界面新闻翻译整理。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暴发前就有迹象表明，全球食品价格将快速上涨。极端天气近年来变得越来越普遍，非洲猪瘟导致去年全球生猪数量减少了逾四分之一，最近发生的70年来最严重的蝗灾摧毁了东非庄稼，在肯尼亚，玉米价格自2019年以来已经上涨了逾60%。

  新冠肺炎正在放大全球食品价格上涨风险，这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引发严重危机。在最贫穷的国家，食品占消费品的比重高达40-60%，这大约是发达经济体的5-6倍。

  经济停摆降低了人们对耐用品和非必需服务的需求，不过，人们对粮食的需求却激增。自疫情以来，关于恐慌性购买和囤积食品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

  从供给侧来看，目前全球粮食库存还算充足，但在疫情扰乱食品生产和分配的情况下，库存可能很快耗尽。动物饲料、化肥、杀虫剂短缺增加了农业成本，也增加了农业歉收的风险。此外，全球大部分地区实施的跨境人员流动限制进一步打乱了正常的季节性农民流动，劳动力短缺变得越来越严重。

  农民需要改变他们的供货方式，从向餐馆、酒店、学校进行大宗批发转为向杂货店供货和送货上门。但这种转变需要时间，原因之一是商业和消费食品的备货和包装不同。与此同时，新鲜的食品也不得不被销毁。

  不仅如此，为应对疫情，一些主要的食品生产国实施了出口限制或出口配额制。比如，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限制谷物出口，印度和越南对大米实施出口限制。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则通过加速进口来囤积粮食，比如菲律宾和埃及。

  这种食品保护主义看上去似乎可以为弱势群体提供救济，但政府的这种干预会导致全球食品价格飙升，这种情况在2010-11年就发生过。据世界银行估算，在那两年里，食品保护主义导致全球小麦价格上涨了40%，玉米价格上涨了25%。

  我们可以理解这些国家的紧张情绪，因为新冠疫情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失业率飙升、财政赤字扩大，无论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水平都在激增。许多发展中经济体不得不在拯救生命和维持生计间艰难抉择。不仅如此，发展中经济体还面临外资流入减少甚至中断、旅游业崩溃的局面，许多石油和初级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贸易和汇率也正在崩塌。此外，早在新冠疫情之前，许多低收入国家就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压力。

  野村证券发布的食品脆弱性指数(Food Vulnerability Index)显示，最易受食品价格上升影响的50个经济体几乎全部都是发展中经济体，这些经济体所拥有的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五分之三。

  不仅如此，食品价格飙升还可能成为全球性问题，因为它会导致经济严重倒退。即便在发达经济体，食品价格飙升也会拉大贫富差距，加剧本已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每个人都不应该忽略食品危机与社会动荡之间由来已久的关联。

  危机期间，国际多边机构迅速行动起来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紧急贷款，20国集团(G20)债权国也已经同意为贫穷的债务国临时减免债务。不过，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风险不仅只发生在最脆弱的经济体，临时的债务减免可能也需要扩大到其他国家。各国政府应该合力解决食品供应链中断风险，更进一步说，一定程度上的全球政策协调应成为疫后新常态，这对防范食品保护主义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