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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11月18日发布的《2020年全球城市指数报告》显示，全球城市之间在谋求未来发展中的竞争越发激烈，这主要体现在全球城市潜力排名的变化更加明显上，大多数城市的排名都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中国和中东城市，它们正在快速追赶欧洲和北美城市。

  科尔尼认为，中国城市在居民幸福感、创新和治理等方面得分取得长足进步。中东地区的显著进步主要是因为海湾国家大力推动国家改革和经济多元化以及伊斯坦布尔持续强劲的表现。

  美国城市排名急剧下滑。报告显示，虽然美国多个城市在《全球城市综合排名》榜单上表现亮眼，但《全球城市潜力排名》结果显示了美国城市发展潜力的不确定性。美国城市大部分在居民幸福感、经济状况和治理等维度得分下降。科尔尼认为，从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国际协定来看，这些转变并不令人意外。这表明未来美国城市在获取国际人才、商品和资本等方面将面临更多挑战。

  拉丁美洲城市排名持续大幅下滑，在每个维度上的得分都有所下降，创新方面得分下降最明显。科尔尼认为，虽然拉丁美洲各城市政府做出大量努力，但快速城市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似乎未得到妥善分配。

  报告指出，新冠疫情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这次疫情加剧了一些原本已经给城市带来巨大压力的问题。毫无疑问，长期以来城市赖以创造价值的根基已经被摧毁，城市之间的许多联系好像随时会崩塌。此外，城市分配空间的方式也亟需重新审视。要想战胜疫情风险，变得更加强大、更有韧性，城市需要重新审视下一步城市发展规划。

  考虑到在本次全球疫情应对中，中国城市很快交出了一个基于国情、体制和数字优势的优秀答卷，科尔尼公司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政府与经济发展业务负责人王宇预计，明年中国城市表现应该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全球城市排名：北京跻身全球综合实力前五强

  北京首次跻身全球综合前五强城市，这主要受益于社会稳定性、人力资本投入和创新创业水平的提高。

  这是该报告发起十二年以来首次出现前五位城市的更迭，纽约、伦敦、巴黎、东京仍然排在第一到四位，香港的各维度表现下滑、五强地位被取代，尤其是商业活动、信息交流、文化体验等维度下滑明显。

  上海也有突出表现，排名第12，特别是在上榜城市数量从2019年的130个增加到151个的背景下，上海的全球综合排名不仅没有下降，还上升了7个位次，这主要得益于商业活动、人力资本和文化体验驱动。从分项指标看，上海经济体量2019年位列第6，上海海运吞吐量连续多年保持第一，而在独角兽企业数量进入前十。

  内地其他城市虽在全球综合榜单位置的中下，但总体上榜城市数量较多(中国上榜27个城市、内地25个)，尤其是广州、深圳，以及南京、杭州、青岛、成都、重庆等领先“新一线”城市也有显著的排名提升。

  对于部分内地城市排名较上年出现下降，科尔尼指出，主要还是因为城市样本的扩大，就城市得分而言，仍有一定提高，比如郑州、宁波、烟台、东莞等城市，如果按照照上年样本重新排名，至少会有5个名次的上升。

  对此，科尔尼指出，国内城市尽管在经济发展与商业活动等维度上有明显优势，但相比于国际上新兴的区域中心城市，在国际政治交往与文化交往等全球软实力维度，得分偏低。

  不过， 全球城市潜力榜上，北美地区尽管仍然领先，但中国城市正在迅速赶超。特别是2018年以来，北美地区得分在下降，中国得分在迅速上升。

  对比潜力榜单与综合榜单，中国内地城市潜力排名大多显著优于他们的综合排名。不同于反映现状的综合排名，科尔尼《全球潜力城市排名》审视的是塑造未来竞争力的城市政策与实践，识别出哪些城市最有可能成为未来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城市。需要注意的是，北京、上海的全球潜力排名虽然也在上升，但在151个城市中排在32、45，远不及他们的全球综合排名。香港也存在这一问题，且更为严峻，其在潜力排行榜中的位次在下降了10个位次后已降至62位。

  需要指出的是，该报告使用的数据大多收集于疫情爆发前，排名结果反映的是疫情前的城市竞争位次与发展前景。科尔尼指出，虽然当前城市排名还没有纳入疫情或疫情应对措施已经产生的影响，但仍可以为城市领导者审视过去筹划未来提供参考。

  新冠疫情给城市带来五个新挑战

  新冠疫情正在对城市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从疫情和其他影响因素的叠加效应来看，科尔尼认为城市领导者关注的主要问题有五个：

  第一，地理位置优势不断弱化。优越地理位置和人口密集曾经是城市的代名词，但面对疫情，这些曾经的优势成为了真正的风险或潜在感知风险。随着虚拟互动和远程工作模式的可行性不断提高，无论居民还是企业，他们在城市生存的成本与效益平衡已经悄然改变。

  第二，财政压力接近极限。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给很多城市造成了巨大的预算压力，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增加城市债务负担，限制城市和地方政府未来数年竞争力的提升。

  第三，全球分裂势头日盛。疫情爆发前，本土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已经出现抬头趋势，而疫情又为全球商业流通、资金和人员流动以及思想、数据和技术交流带来新的阻力。在供应链中断和供应紧缺，同时医疗设备与资源需求激增的情况下，一个城市的自给自足和战略独立能力展现出空前的优势。国际合作力度逐渐减弱，全球城市为其居民、社区和企业创造价值的一些核心手段也随之被摧毁。

  第四，城市分化持续加剧。受疫情影响，城市面临的很多长期挑战变得更加复杂。全球很多地区失业率创下70年来新高，进一步加剧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问题。此外，随着自动化的不断发展，城市就业、教育和培训计划必然受到影响。

  第五，环保压力亟待缓解。对很多城市来说，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已成为最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污染、水资源短缺和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等问题，城市需要找到新的方法，重新将自己打造为安全、有韧性、健康的生活和工作场所。

  科尔尼认为，在新的形势下，仅靠昔日辉煌是无法永保城市全球领先地位的，要想使城市更加强大、更有韧性，城市领导者需要作出与以前截然不同的战略和投资选择。虽然在应对地理、人口、产业优势等因素的变化上每个城市应该因地制宜，但仍然有三个领域的创新是城市应该重点推进的。

  一是城市价值创造。从结构上改变城市为居民、企业和社区创造价值的方式。

  二是城市互联互通。探索新的方式，确保在全球分裂形势下维持贸易和资金流通、文化交流和人员流动。

  三是城市空间转型。重构城市规划，利用物理空间和技术使环境更可持续、更有韧性和包容性。